注：贾康先生接受采访时表达的基本观点，已反映在媒体的专题综合报道中（请点击以下链接）
汇金万亿投资图谱（上）：战略性扩编 |《财经》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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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措可视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中央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系改革的一项具体推进。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按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相关管理规定，将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
随着股权的剥离，财政部的职能也更加明确和聚焦。“就此次改革而言，财政管理职责中实际承担的我国金融国资委的功能，与保值增值、追求绩效的单一化目标，在逻辑上有了更好地匹配，其工作精力不再放在对相关金融机构的直接控股上，更多的责任在于制定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规则与制度，以及做好对中央汇金等中间层的绩效考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对《财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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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企的实业层面，可以借鉴淡马锡模式，但新加坡是很扁平的小规模城邦国家，中国的情况则更复杂，要考虑一部分国企承担的政策性功能及其公益属性，比如粮食储备，以及特殊的制度上有约束的行业，比如说烟草专卖体系等。”
中央的指导精神已经明确:国有资产管理要从原来的管人管事管资产，转为管资本为主。多位行业人士告诉《财经》，一般而言，管理资产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产权为纽带，最重要的是管理好它的资本。一个普遍做法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再成立资本运营公司，形成中间层，受托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避免政府的公权环节直接干预企业的运营或使企业目标偏移。这就合乎逻辑地要求组建作资本运营的中间层公司法人。“在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领域，已经产生的中间层是有代表性的中央汇金。”贾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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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过资本运营方式确保取得功能目标，在中国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运营机制的合理构建上面。在政策性银行方面，中央汇金持股国家开发银行。在政策性保险方面，持股一家政策性保险公司、两家再保险机构。
在贾康看来，政策性金融在中国可以预见的很长历史时期之内，分量的或大或小可以调整优化，但是它的意义不在商业金融之下。“中国要有比较优势战略旁边并行着的追赶赶超战略，守正创新、守正出奇，这就离不开在战略层面考虑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来发挥功能。”他称。
贾康还称，对于市场竞争领域，应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又要有中国特色之下，在市场效应未完全发挥的行业，以及有市场失灵问题的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特色，追求超常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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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金融机构拓展国际化业务，也需要更加灵活的机制和管理，这也可能是中央汇金在行使出资人权利时需要解决的事项。另外，需要建立对接市场竞争机制又有一定中国特色的薪酬激励机制，预防优秀人才的断档、流失。”上述资深监管人士称。
贾康认为，对于中间层而言，一方面，需要与国际上面的金融规则（例如资本充足率、风险防范的指标等）接轨，实施制度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对于控股的金融机构，亟应以高度重视改革的取向，立足中国现实与时俱进来优化运行机制。
在2024年9月24日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设“互换便利”。半个月后，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以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分股等资产为抵押，从中国人民银行换入国债、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
“中央汇金已经有这些年其专业化团队所积累的较丰富经验，未来在资本市场上能发挥较大的能动性。”贾康认为，对应到支持国家战略，比如说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环境结合去支持的产业升级，它们在投融资这方面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
另外，中国一直在探讨的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协调配合，除中央汇金，很少有二者兼之参控股。贾康称，考评中不能偏废，只讲纯商业的指标考评不适应中国的复杂国情，但是以政策性的名义又非常容易走上老路，.在双轨运行过程中间，要积极探索和动态优化尽可能合理的考评指标体系。
“政策性金融方面要承认公共资源里动用的政策性资金，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但如何操作，这是留给中央汇金的有一定挑战性的难题。”贾康补充到。
中央汇金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中央汇金目标是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又维护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稳定，而它自身又是改革的产物。
“若金融一味求稳，那就难以创新，然而中国经济转轨尚未完成，创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动力，只讲稳定，不讲创新，就既不利于长期发展，也不利于长期稳定。但是若改革创新过于激进，又可能事与愿违。从顺序上，总体来说要掌握先讲改革创新中的发展，带出规范化的稳定，而不能只讲规范化稳定而实际对创新发展关了门。”贾康认为，要允许有试错创新的弹性空间，允许去触碰一些条条框框。
发布于：北京市